「在昏暗裡，燈突然亮了──台灣的政治覺醒」座談紀錄

文 /王玉燕（放映週報執行編輯）

在《悲情城市》的開場戲中，林文雄在一片闃暗的屋子裏頭捻香祭祖，他的妻子在房內呻吟著，即將臨盆。爾後，隨著林文雄的咒罵：「幹你娘！電到現在才來」，光源終於盈盈地亮了。那道光也刺穿了眾人意識的薄膜，帶領觀眾進入二二八事件晦澀的禁區。1989年攝製完成的《悲情城市》是台灣首部敘說二二八事件的電影，彼時該話題仍被視為禁忌，上映後，迴響與討論如潮，在這座島嶼上激盪不已。

適逢《悲情城市》拍攝迄今屆滿二十週年，2月28日當天，龍應台文化基金會特於中山堂光復廳放映該片，並邀請導演侯孝賢親臨現場，以「在昏暗裡，燈突然亮了──台灣的政治覺醒」為題，談論其社會意識的根源，也提及他長期從事電影創作所秉持的眼光。

近幾年，關於二二八事件的文字資料已逐漸積累，官方和民間單位皆相繼投入資源，有意揭開迷霧，還原事件真相。相較之下，影像資料卻仍嫌匱乏，侯孝賢為此感到可惜，他認為電影可以作為一種觸媒，引發大家對於二二八的好奇，促使他們觀影後主動尋找相關史料，增進對此爭議事件的理解。侯孝賢大學時代受陳映真的小說影響甚鉅，甚至一度想拍〈山路〉、〈鈴鐺花〉，然由於時局敏感，終在陳的勸阻下，打消此念頭。隨後，他選擇以二二八事件為背景，開拍《悲情城市》，更以本片榮獲義大利威尼斯影展「金獅獎」。回憶起當初拍片的初心，侯孝賢說初衷其實很簡單，「愈是禁忌，我愈是想碰」，不平則鳴，如此而已。

侯孝賢幼時舉家自廣東梅縣遷徙至高雄鳳山，緊鄰城隍廟而居，廟口常是人群叢聚處，每年南部七縣市歌仔戲、皮影戲、布袋戲的比賽皆於此舉行，侯孝賢泰半的童年時光便消磨在此。小學六年級以後，他開始看武俠小說，嗜讀成性，翻譯小說、線裝版古書也不放過。後來慢慢發現，傳統戲曲、演義反覆揭示的忠孝仁義這類道德觀，不知不覺滲透至他的血液裡，形塑了他往後的價值判斷。

每當人家問起「社會在哪裡？」，侯孝賢便答：「社會就在你身邊。」龍應台進一步追問侯孝賢，他從什麼時候開始意識到政治結構的作用其及衍生的社會問題？侯孝賢表示，他在某一方面其實是很駑鈍的，對於社會結構相當不敏感，他的發抒完全是直覺的，本質上就看不慣那些不平之事，或許是來自於傳統戲曲的薰陶吧。「其實我感覺自己有點像市井遊俠」，他笑著說。侯孝賢也稱許楊德昌的電影創作能夠精準地影射並洞穿台灣社會的表象，直指其深層的結構性問題，如《青梅竹馬》、《恐怖份子》等片，皆放大、挑戰了某些社會上長久鞏固的準則。

侯孝賢認為，總有一個眼光，籠罩著人的一生，引導個人如何體察外界的物事。侯孝賢生長於一個較為沉抑的家庭，他的父親性格壓抑、多半時候沉默不語，生性較躁熱的他從小便老往外跑，一心想逃出家裡。在侯孝賢看來，「對家庭的感覺其實就是所謂的眼光，不自覺地，對這個世界的認知其實已經養成。」後來他開始拍攝與自己的生活或記憶相關的電影，其中自然也投射出潛意識裡的觀點。侯孝賢提及有一次他到加拿大參展，碰到法國導演阿薩亞斯（Olivier Assayas），他對阿薩亞斯說：「你的片子好悲傷喔……」，沒想到阿薩亞斯卻說道：「哪有你的悲傷！」侯孝賢開始思索為何他的片子會顯露出悲傷，可能是從小的生長環境即已讓他養成這個眼光吧。

因為有距離才會有眼光，「這個距離意味著你站在一個不同的位置，你發現這件事情你才會有一個位置，拍電影或創作你沒有這個位置是沒有辦法的」，侯孝賢進一步闡釋他的創作理念。在《悲情城市》裡頭，侯孝賢大量使用長鏡頭，悠悠緩緩地帶出一個家族的起伏、衰亡與生機，鏡頭凝止在那兒，看似靜定、旁觀，實則溫婉有情，眷顧著其中的家國動盪。


「侯孝賢的電影，我們的《悲情城市》」專題全文請見【放映週報】197期。